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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橙《数量经济研究》2020年 第11卷 第4期(总第

发布时间:2021-01-10 04:41

  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视角,运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测算我国的金融状况指数(FCI),并将该指数纳入平滑迁移回归模型(STR),以研究不同金融状况下混合型货币政策效应,从而为经济恢复、金融稳定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利率的政策效应逐渐强于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应;当金融状况发生变化时,混合型货币政策对我国实际产出存在非对称效应,即金融状况不佳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提振效应有限,而金融状况良好时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抑制效应明显;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货币政策具有托底经济的作用,但其调控效应具有局限性和时滞性。因此,在疫情影响下,应结合金融市场状况,实施灵活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配合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市场流动性充足,精准帮扶特定行业或企业。

  目前,已有大量关于模型平均方法的研究,其中包括对线性和广义线性模型平均估计以及协变量带有缺失数据的线性模型的研究。但是,关于协变量带有缺失数据的广义线性模型尚未得到研究。本文探讨的是带有完全随机缺失协变量的广义线性模型的模型平均估计。我们提出了一个模型平均估计方法并且证明了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相应的模型平均估计量具有渐近最优性。模拟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本文方法相较于其它方法表现更好。

  我国的跨境资金流动在2014年经历由持续流入到大幅流出的重要转折,其后跨境资金流动波动性加剧且周期性增强,这使得管理者和决策者更加关注跨境资金大幅流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大量资金的潜在流出风险。本文基于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变动情况,使用跨境资金流动阶段性度量方法对我国当前跨境资金流出风险进行测度和评估,并采用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跨境资金流出对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的影响效应。实证结论表明,当前我国面临较高的跨境资金流出压力,但资金流出的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必须注意到,当前跨境资金流动波幅扩大对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东北地区最低工资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状态,且调整频率过缓。基于2013-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建立动态DID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东北地区低技能农民工就业和工资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最低工资提升抑制了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这一消极影响主要集中于中年女性农民工群体;长期而言,最低工资提升并未对低技能农民工就业产生显著影响。最低工资提升促进了低技能青年男性农民工工资的显著持续增长,增加了低技能中年男性农民工的短期工资,但并未对增加低技能女性农民工的工资。因此,政府部门提升最低工资将有助于低技能农民工工资的显著增长,进而有助于缩小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开发适合低技能中年女性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岗位,避免其就业由于最低工资的提升而受到较大的冲击。

  本文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研究背景,尝试在复杂系统的框架下探索发展中国家节能政策的评价和设计问题。依据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理论,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Agent的模拟模型,它由两个独立的人工经济世界组成,分别模拟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每个人工经济世界中包含大量拥有独立自主特性以及能够相互影响的个体,这些简单个体的交互产生了复杂的行为和现象,微观的状态和行为累积形成了宏观经济总体特征,这为相关研究建立了多维度、动态的、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在这些人工世界的基础上,我们对不同节能政策进行比较模拟实验,研究结果不仅为节能政策的评价和设计提供建设性定量依据,也为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思路和工具。

  本文基于Price-Mueller 离职模型,对186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人才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探究不同变量对人才流动意向产生的影响,并验证了组织承诺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分配公平、职业发展和研发环境对企业科技人才的流动意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作压力和程序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工作自主性、薪酬、晋升机会和社会支持的影响不显著;组织承诺在分配公平与企业科技人才流动意向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职业发展、研发环境对流动意向的负向影响是通过组织承诺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实现的。据此,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人才管理提出优化的策略与建议。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的高铁建设缩短了人员在城市间的旅行时间,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利用2010年至2016年285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开通高铁与沿线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并利用东中西部地区子样本和第二、第三产业数据对开通高铁对不同区域和产业的差异化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开通高铁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没有开通高铁的城市快0.49个百分点,现阶段东部地区城市和第三产业在开通高铁后的经济增长更加迅速,继续加大高铁建设力度是促进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带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

  本文在经典的企业动态模型基础上,将债务品种可选项延伸至国际视角,并纳入信贷摩擦系数,构建新的理论模型,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债务融资品种和空间的最优选择问题。同时,利用201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跨境融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信贷摩擦对债务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内部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应选择市场债务,内部资金实力不足的企业应选择混合债务;内部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比内部资金实力不足的企业更适合进行境外融资。进一步,信贷摩擦的存在会对企业债务的空间结构产生影响。当信贷摩擦水平较低时,企业不应选择境外融资,随着信贷摩擦水平的提高,企业可以考虑逐渐进入海外融资市场。本文为境内融资收紧下,“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债务融资提供了理论指导,为相关部门优化区域内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汇率变动对一国宏观经济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对均衡汇率的测度、对真实汇率失衡的研究是国际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将一国的汇率失衡通过双向随机前沿构建的复合干扰项进行分解,得到一国汇率失衡的形成机制即本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双向影响机制,进而可得到双向影响的净效应,从而对一国汇率失衡进行测度。本文选取G20国家为实证检验样本,以实际有效汇率为考察对象,对样本国家的汇率失衡进行测度,并依据金融危机的发生、经常账户平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样本进行划分并对子样本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论表明,一国的汇率失衡受贸易伙伴国的影响大于本国的影响,但是这一模式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经常账户平衡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改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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